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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什么必须要说

 

 

来自豆瓣 苏美 (blog) 的文章 原文在此

四十年前,我爹在新疆当骑兵。那时候他很年轻,骑一匹枣红军马,挎一杆枪,在昆仑山茫茫的雪原里行走。那时候,他有多年轻呢?帕米尔高原的积雪没过马膝,走不了几百米,枣红马就像从油锅里捞出似的,一身汗水闪着光,腾腾冒白汽。雪原之大,一望无垠,天上没有飞鸟,雪面上也没有走兽的足迹。我爹和一匹马就这么走着,走到天荒地老,居然没有把一颗心走荒芜。

那时候他一定想着,再走20公里,边界西线就算巡察完毕,他就可以回哨所和班长报到了。我爹的班长我没见过,但在家里旧相册中看到过我爹。他穿了军大衣,脚蹬翻毛大头鞋,破烂的棉衣翻了瓤,头上顶着雷锋帽,跨在军马上像一个土匪。但一张脸轮廓清楚,两只眼睛里全是光。那时他正年轻,挥舞着鞭子,把马抽打的朝天嘶鸣,不管不顾的在雪原里奔跑,跑着跑着,人和马突然就都老了,双双跌落在雪地里。

四十年后他住院做X光,查出一根肋骨断了。把我们吓了一跳。他自己想了很久,说二十岁时在帕米尔高原骑马打雪狼,一个闪失翻身跌下马,扥住缰绳又翻身上马继续追。人和马哪追得上狼,但这一场追逐却人欢马叫,兴奋异常,隐隐觉得肋叉子痒,回哨所喝几瓶酒,倒头睡下,也就过去了。一根肋骨 = 一瓶酒 + 睡一觉。年轻时的算术总是这么简单。

关于帕米尔高原,我爹说的很少。他并不需要多说,因为我长到十四五岁,还在每个暑假坐着军车远上昆仑山,在兵站吃羊肉揪片子,在汹涌的冰河边上吃西瓜。那时候我不听他说话。他也不和我说话。我和我爹的关系,就是直线关系。他把搪瓷饭碗从屋里砸到屋外墙上,是直线;把我姐一脚踹出家门,是直线;十八岁时向我呼啸而来的十多记耳光,记记都是直线。这些直线就是我和我爹最短的距离。我们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。也没有什么必须要说。我们坐在那里,吃饭,看电视,边吃饭边看电视。就这样。

可日子就过去了。饭还是那些饭,电视还是那些电视,人却老了。突然的,就弯曲了。

我第一次见我爹哭,是他从手术室下来。麻药过去,他渐渐醒来,突然眼角就滑下泪了。他不能翻身,不能动,颈子底下背着麻醉泵,不能用枕头,泪水就朝耳廓落下去。他就无声的落着泪,什么也没说。我只是愕然,像是撞见了不该撞见的秘密,哑口无言。那时候他还不满四十九岁,查出了癌症,功名利禄戛然而止,所有为人的尊严的体面都让位给死亡。他拿肚子给人剌开,拿器官给人割掉,喝口水也要请人帮忙,刚起步的公司转手他人,电话一个月不响一声,像是在惩罚一个罪人,而每个来看望他的人,脑子里都在想:天哪幸亏不是我。他和死亡缓慢的分享每一分钟,彼此都有无穷的时间和耐心。我在想,从他落下泪那一刻起,永无天日的寂寞就上路了。这寂寞虚空一片,抓摸不着,唯一温暖的伴侣就是死亡。

我爹曾说想找人大哭一场。我想他一定没有找到这样一个人。不是我妈,也不是我。说到底,他只能赤手空拳。我们的陪伴像是隔着玻璃的拥抱,无论多么情真意切,到底是无用。而他要和这个人哭些什么,这是一个秘密,我猜想也许有关人的一生,可这是一个禁忌的秘密。

手术后两年,我爹回了西安。那阵子他恢复了不少,回西安和一个兄弟做点事。我那年去西安读书,下火车就看见他来接我。我们坐在608路公交车上,除了客套,依然无话可说。车开着,到了钟楼路口等红灯,车停下来,我隐约觉得不对,扭头看,看见他正在默默的流泪。

他什么也没说,泪落下来。半空中,红灯计时器在一秒一秒的跳。

后来我才知道,他兄弟所谓的干点事,其实是养了一个二奶,想甩掉,只好给该二奶一间公司算是补偿。可这女的只会当二奶,不会玩儿公司,赖着不肯撒手,于是他就把我爹叫来帮这个二奶打点公司。当然,他没说实话,他的原话是:咱们兄弟俩得干点事。

我很气愤。想去抽这个长辈的耳光。可这气愤没用。这里的问题,远远超越了兄弟和义气,它是一种深刻的羞辱,来源于时间。有那么一刹那,我恍惚感到,我爹要跟我说点什么了,而我也如鲠在喉,不吐不快。可最终我们也只能沉默。

我爹曾经非常年轻,两条腿就追得上雪兔,一杆枪把半身靶心打的稀烂,大雪封山,一群当兵的把方圆五十里所有酒瓶子都喝空了,最后拿着大头鞋跟哈萨克牧民换马奶酒继续喝,把日月喝出几个交替。三十年前我家书架上就站齐了整套鲁迅全集;二十年前家里一水儿的松下电器,包括电话机;十五年前大学新生报到我坐得是他的尼桑。无论如何,我都必须承认他牛逼过。可是,这又如何?他还是要去躺在手术台上,被人切的乱七八糟,他还是要摊开身体,让无数的绿色黄色的流进去,把骨头里的油都炸出来,让他求饶,让他认输,然后把他碾成粉末吹的烟消云散。

我和我爹,从来没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。我曾将鸡毛蒜皮的不顺遂归咎于他,好像竖起一个敌人就能抵挡时间的侵蚀,好像这样就能对抗永恒的虚无。可他倒下去了。留下我一个人,赤手空拳的面对无尽的时间,死亡终将跨过他的尸体扼住我的喉咙。

我一直想和他说点什么,会突然生出蜿蜒的不舍,害怕遗忘,怕那些人和事,终将消失在时间的深处。我想跟他说说帕米尔的雪原,说说那十几个耳光,说说老家的墓地和他压在枕头下的《幽明录》,但事到临头,只有沉默才是教养。回到家他在厨房做饭,当当当切菜。突然的他就说起怎么挑鱼腥线,怎么用蛋清裹牛肉,泡菜太酸怎么办,蒸馒头为什么面发不起来。我在一边剥蒜,尝一口砂锅里的汤问他咸淡。突然他就对我说:一个人,也要好好做饭,好好吃饭。